文学家的“伯乐”——夏志清

                  李晔　　

今年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月二十九日，又是夏先生仙逝八周年的忌日，作为与夏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并一直在海外从事中文教学工作的晚辈，想借此之际以此文表达对夏先生的崇敬之情。

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鲜有不知夏志清的大名的，他于1961年在耶鲁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震聋发聩的惊世之作。六十年代初的大陆正值文革前夕，政治挂帅，不少文学家相继被审查；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在施行查禁文学的制度，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归于禁书之列。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在美国的年轻华裔学者秉承以文学本身的美学特质与普遍人性关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价那些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他摒弃了地缘政治的偏见，跳脱出两岸流行意识形态的束缚，重在“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夏志清语），以其深厚的西学理论和文学功底，纵横开阖，中西比较，写出了这部独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英文著作由留美学人刘绍铭组织美国、港台一流学者翻译成中文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后又在港、台和大陆再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01

“挖掘”了被历史尘埃湮没的三位文学大师

探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贡献，我们不能不提及夏志清通过这部专著，慧眼独具地“发掘”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并以雄辩的论证确立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今天这三位作家都是在海内外被推崇的炙手可热的大家，但在夏志清的《小说史》发表之前，他们不仅没有被得到重视，反而被攻击和诟病。张爱玲从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时，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虽然作品畅销，成名也早，但一直被归类为“新蝴蝶鸳鸯派”的通俗作家，完全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知名才子，但他的《围城》自1946年出版以来便受到了诸多的批评，被认为那“只不过是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罢了。”三人中沈从文的创作最丰，在1948年封笔以前已经发表了八十多部作品，然而他的境遇也是最糟糕的。他在三十年代就被列为“自由人”、“第三种人”而被批判，以后历次文学论争、政治运动他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致使他心灰意冷，彻底退出文坛，“转业”去博物馆研究文物了。这三位作家都不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政治以外”的人，他们的“自成一格”是游离于时代主潮之外的。而夏志清却从永恒人生的视野、普遍人性关照的角度发掘了他们的作品对于人性的深刻写照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他的《小说史》中，他评价张爱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张爱玲写出了变动的社会中不变的人性。她笔下的平庸小人物表现了在乱世中人生无常的无奈的悲凉。夏志清用了本书三十七页的篇幅详细解析、论述了张爱玲的作品，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了她的作品的“苍凉”的韵味。他同时称赞道：“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对于钱钟书的作品，夏志清重点分析了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会令你想起《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透过小说表层的幽默、调侃，夏志清解读“《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在论及沈从文时，夏志清的观点也很精辟：“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在艺术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夏志清对三位大师的评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精准的；而他是做如是评价从而确立三位大师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第一人。

夏志清写《小说史》时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何以能够写就这样一部中国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这与他的天才与际遇是分不开的。他1942年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9月便随兄长夏济安去北京大学任助教。1947年，一位纽约华侨富商赞助了北大的年轻教员三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选拔通过英文作文考试和新近的英文论文成果而定。刚到北大工作不久的夏志清文科考试拔得头筹，研究威廉·布莱克的英文论文更使他脱颖而出，遂取得留美奖学金，得以去耶鲁攻读英文专业的硕博。美国的文科博士学位常常比理工科的博士学位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而耶鲁英文系的博士更是全美最严的，在夏志清之前，仅有两名华人拿到过耶鲁的英文博士学位。夏志清天赋禀异，仅用三年半时间就拿下了耶鲁的博士（来美国之前，他只有学士学位）。在他拿到学位为工作犯愁之际，没想到他的仅有两页纸的一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帮他拿到了洛克斐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使他能够有三年的全职研究与写作的时光。在这三年（1952年到1955年），他以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身份在研究、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原本就有很好的西学底子，加之耶鲁英文系的严格训练，夏志清对西方文学理论驾轻就熟。而有意思的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他却很难找到国内最新的研究现代文学的资料；这反而使他能摆脱条条框框，他从作家作品中读出自己的心得，并以西学的理论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写这部《小说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自成一体的批评风格。在耶鲁做研究员的三年，他已经完成了《小说史》的主体部分。后来他因为结婚生子，又换跑道去其它大学教书谋生，致使《小说史》的写作慢了下来，一直到1958年底才彻底完稿。经由专家的评鉴，耶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但建议夏志清补写台湾作家的部分。补写完善于1959年底，这部著作终于于1961年出版。《小说史》一经出版便语惊四座。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跨越了国界，也使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进入了海外研究者的视野。这三位大家及他们的作品后来在海外、港台及大陆先后引来研究与阅读热潮，都始于夏志清的《小说史》的精辟评论。《小说史》引起了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掌门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的重视。他当时准备退休，正在物色接班人。《小说史》这部别具一格的著作充分展现了夏志清的才华与见解，使他成为接替王际真的不二人选。1962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的长俸副教授。他不负众望，1968年另一部英文扛鼎专著《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问世。1969年，夏志清成为哥大的正教授。此后他再接再励，论文、论著频仍发表，成为了继王际真之后的名副其实的美国汉学界的掌门大师。

读夏志清的《小说史》可以发现，他对每位作家的评论是非常个人化与个性化的。他仿佛一位老朋友，深入到所评作家的生活中，与作家对话；无论批评与褒奖，态度都很真挚。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一个对朋友付出真情的率真之人。这从他与这三位作家的交往中可以表现出来。

在去美国以前，夏志清与钱钟书仅有一面之缘，但他对这位年长自己九岁的前辈学者十分钦佩。后来他们虽然几十年没见面，但1976年当夏志清听到误传的钱先生去世的消息，遂写了“追念钱钟书先生”一文，表现他的仰慕与追悼之情：“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随后才得知钱先生那时只是病重，去世只是讹传。三年后，钱钟书托友人代话，欲随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哥大，盼望相见。夏志清闻之十分兴奋。他为如何给钱钟书写信踌躇不已：用文言文写，怕自己文言根底不够深厚；用白话文写怕不够尊敬；用英文写又怕有些“班门弄斧”。最后他决定用浅近文言夹白话写，想来钱先生知道他是英文系出身的不会怪罪他的中文。而收到钱钟书的毛笔字回信，他当做至宝保存。为了迎接钱钟书，他这么个不善操持的人把接待访问团的任何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也为他与钱钟书期待已久的单独会面做了安排，并提前两天彻底打扫了他在哥大的办公室。这两位学界泰斗在哥大办公室畅谈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与西洋文学；钱钟书还特意要求一阅夏志清为他撰写的那篇追悼文，令他们相见的场面变得更加有趣。两位文学知音相谈甚欢。钱钟书放弃参观哥大校园的节目，自请拜访夏志清的家，夏志清第二日又特意去钱下榻的酒店一叙。他们虽然四十年没见，但彼此间的情谊正如钱钟书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的：“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 何啻管仲之叹，知我者鲍子乎？”他们之间确如管鲍之交(有关夏钱相会的细节参考夏志清的“重会钱钟书纪实”)。纽约一别，二人彼此甚是怀念。四年之后，钱钟书出面安排了夏志清的回访大陆之旅。      

夏志清与沈从文在1980年以前从未会过面，但夏志清似乎比国内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沈从文在他创作最旺盛的三四十年代，就不断受到批评与攻击；其唯美风格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令他一直感到“寂寞”和“苦闷”。而夏志清却读出了他的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审美价值，《小说史》让世界认识了这位已经退出文坛多年的作家。1980年沈从文访美，两位素未谋面的知音终于见面了。夏志清请沈从文在哥大做了演讲，并亲自做主持；沈从文也将自己原版的作品签名赠与夏志清留念。1983年夏志清回大陆做寻根之旅时，沈从文恰巧病重住院，夏志清便直接去北京的医院探望。

在三位作家中，夏志清与张爱玲的接触最多。夏志清1961年把新近出版的《小说史》寄给张爱玲时开始了他们的交往。那时张爱玲已来美国几年，并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了婚。赖雅年迈多病，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善交际，他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困窘；后来赖雅又数度中风，生活上便完全仰赖张爱玲。夏志清虽然总共只与张爱玲见过六次面，但他们之间通信过百封，是彼此信任的朋友。张爱玲时常求助，夏志清也尽其所能地帮助她。他不曾为自己的事求过什么人，却为张爱玲出书、为张爱玲找工作不断地托人、求人。他代张爱玲与香港皇冠杂志签约。那些年皇冠出版社提供的版税是张爱玲的唯一收入来源。他后来又帮助张爱玲取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位置，只可惜张爱玲不善与人相处，只做了两年便被解聘了。夏志清惜才爱才，一直关心着她。在张爱玲写给他的百余封信中，大多数都是谈出书、找工作的事宜（见夏志清做按语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其间他们也交换了不少文学批评的意见。张爱玲在1967年5月14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说：“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这正是所谓的大恩不言谢。夏志清与张爱玲三十多年的友谊可谓文坛佳话。从他们之间的交往中足以看出夏志清为人的赤诚。

02

提携后辈作家

夏志清先生提携后辈作家亦有不少佳话。这些是我2000年入了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之后才了解到的。进一步接近地观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夏志清。

我第一次见到夏志清先生是2000年在章缘的《大水之夜》新书发表会上。章缘是位来自台湾的青年作家，据说这部小说是她的第二部作品。夏志清被邀作为书评人之一。他讲话跟写书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他的思维很跳跃，语速快又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如果不是集中精力仔细听，很难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但我听出他是认真读了章缘的作品，并不是作为名人被邀而走走过场。果然，后来在《世界日报》副刊看到了夏志清给章缘写的书评，他的文章依然非常精彩。我很感佩他对新生代作家的提携。

后来纽约华文作协又举办了一次新书发表会，是为汤晏的新作《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传》做研讨会。夏志清是研究钱学的专家，自然做为主讲人被邀请；当时主席台上还有著名作家赵淑侠、赵淑敏两姐妹和《世界日报》的创始人马克任老先生。谈起钱钟书，夏志清兴致很高，说起来滔滔不绝。他知钱钟书甚深，讲话又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他的长篇大论之后，其他人好像很难接上他的话。没想到这时赵淑侠却发表了不同意见。她认为钱钟书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他缺少悲天悯人的胸怀，而且他的行文傲气逼人，太过炫耀自己的才华。夏志清善辩是出了名的。他与哥大同事唐德刚的笔战，旷日持久，一篇辩论文动辄洋洋洒洒万言，打得海内外尽知。我做为听众坐在下面都有些担心。我读夏志清的论著，也读赵淑侠的作品，知道他们二人的文学观很不一样，不知两位主讲人争论起来会怎样。没想到夏志清只反驳了一句“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悲天悯人一个风格”，然后用一句很好笑的话结束，原话我记得不很真切，大意是“她长得好看，就听她的吧。”大家都跟着笑起来，台上、台下气氛都很好。我后来读赵淑侠纪念夏志清的文章提到他们在这次新书发表会上有不同意见的事，她写道：“夏先生当时没说什么，下台后却跟我说：‘赵淑侠啊！小说家没那么多使命感，为什么一定要悲天悯人呢！’”从这件事看，夏志清并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么霸气、咄咄逼人。他在台上那句好笑的话在当时我觉得是表现了他的绅士风度，也显得他会圆场；而后来我才发现那竟是他夏氏风格的特有语言。后来跟他结识之后，他的口无遮拦的孩子气的言辞令我惊奇。比如当别人夸赞他时，他会如实承认：“我真聪明。三年半拿下博士学位，快得一塌糊涂。”他讲话好像是不假思索的，快人快语。以他这样在汉学界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率真得像个小孩子，不能不令人称奇。

我和夏志清先生相识是赵淑侠老师引荐的。我当时在研究赵淑侠、赵淑敏两姐妹的作品，故而跟她们比较熟。赵淑侠老师为人热忱，她说：“你有问题，去跟夏先生谈谈，他对点拨学生最有经验。”在纽约华文作协的活动中，她把我介绍给夏先生认识。那时，纽约华文作协的活动有不少是联谊性质的。夏先生喜欢热闹，他和夫人王洞常常坐地铁从曼哈顿来法拉盛参加作协的活动，所以，我也能时常见到他。虽然经过了赵淑侠老师的介绍，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与他交谈。因为熟知他的学界泰斗的地位，反而有了敬畏之心。而且想到来参加活动的不乏夏先生的老朋友，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在文学研究方面不过略知皮毛，实在不好意思加入他们的谈话。一次联谊时，我恰巧和夏先生站在一起，我点头向他致意：“夏先生好。”他叫出了我的名字。虽然有赵淑侠老师的引荐在先，但我还是有些意外：“夏先生记得我的名字？”“你不是在《文荟》上写文章吗？”那时纽约华文作协办了一份报纸称《文荟》，有一个专栏是谈校园生活的，我因为在纽约的大学教书，所以，常在这一栏目下发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您也看《文荟》吗？”“看，他们每期都寄给我的。”有了这次交谈，我和夏先生才算真正认识了。后来发现，他毫无架子，甚至有点儿像“老顽童”。

在与夏志清先生和其他作家的交谈中得知，六七十年代留美的台湾作家有不少都是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在台湾大学的学生，比如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从甦、王文兴等。他们来美国后都与夏志清先生有交往，不少人得到夏志清先生的提携，也有的成了夏先生的忘年之交。

白先勇在诸多场合提到过夏氏兄弟成就了他的文学之路。2007 年11 月3日，白先勇应“华美人文学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题为 “我的文学创作和我的昆曲之旅” 的演讲。“华美人文学会” 隶属华美协进社，而华美协进社是1919年由胡适和其在哥大的导师杜威等人筹划创立的，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写到这儿，我有了一个趣的发现：与此次活动有关的重要人物大都与哥大有关，也与夏志清有关。曾在哥大读博士的胡适是夏志清在北大工作时的老校长，当年是胡适先生主持公道夏志清才顺利拿到了去耶鲁的奖学金；主讲人白先勇初来美国时也曾在哥大修课，夏志清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白先勇在哥大演讲厅的演讲长达四个小时，由哥哥白先忠作陪，86岁高龄的夏志清先生也前来捧场。11月4日晚，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举办“迎白先勇先生餐会”，夏先生亦莅临。白先勇在餐会上也做了较短的演讲。在两次演讲中，他不仅简述了他的“青春版”《牡丹亭》的策划与之制作，也着重介绍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其间特别强调了夏氏兄弟对他的引领与扶持。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去台湾后一直在台大外文系任教。他主办的《文学杂志》把西方的作家和文学理论系统地介绍到台湾，影响了一批台湾文坛有成就的作家。白先勇说：“我走上写作的路，与夏济安先生和《文学杂志》有很大关系。上中学时， 我很爱国，所以对兴修水利感兴趣。我因为成绩不错，可以保送上台大和成功大学，因台大没水利系，所以，我就上了台南的成功大学。但后来发现画工程图画到想哭了，才觉得做不了工程师。就在那时，在一个旧书店，看到了《文学杂志》的第1 期、2 期， 看了对西方文学的介绍，还有上面的小说。当时想，若能在此投稿就好了。看了杂志，知道是台大外文系办的，并看到了早已听闻的夏济安的大名。那时，我开始对台大外文系很向往。当时没有转校之说，于是我在台南先斩后奏重新考试，只报了一个志愿， 台大外文系，结果考取了。”白先勇还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金大奶奶》的发表过程。小说写好后，他没有自信，就转弯抹角地去看夏济安先生。他将小说悄悄放在夏济安先生的桌上，很快就逃跑了。“过了一阵子，夏先生叫我去，他呼呼抽烟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他要说不行，我的写作梦也该醒了吧。但他说：‘写得很老练。’他就帮我登了。我也登龙门了。”“一个老师，一本杂志对一个作家起了决定性影响。我很幸运。”后来在夏济安的指导下，白先勇、从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办起了《现代文学》杂志。夏志清也曾赐稿支持这份杂志。白先勇说：“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夏济安的这些台大外文系的弟子后来留学美国，不少人又得到了夏志清的照顾。白先勇回忆说，他们这班同门同学一到纽约就喜欢一起去看夏志清，夏志清总是热情地请他们去中餐馆会餐。1963年的夏天，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和其他两位台大同学一起拜访夏志清，夏志清招待他们坐游艇游哈德逊河，并围绕曼哈顿一周远望了帝国大厦等著名建筑。夏志清与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完全没有架子，总是热情亲切，谈笑风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63、1964这两年，白先勇在哥大读暑期班时常常课余去夏志清的办公室找他聊天儿。他毫无避讳地在夏志清面前大谈自己的文学抱负。夏志清并不以为他年少轻狂，反而总是含笑耐心地听着，并不时给予鼓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从1963年到1965年的春秋学季，白先勇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读艺术硕士学位，在这期间，他开始了在美国的创作。夏志清对他的作品多有点评。白先勇说：“写作《台北人》时，与夏先生经常通信。每写好一篇，就寄去。当时夏先生就在回信里写评论，小说还未发表，夏先生就已经在评。”在此次纽约的餐会上，白先勇充满感激地对夏志清说：“夏先生，谢谢您的鼓励。”他说， 他至今还保留着夏志清的书信。夏志清先生对白先勇的评价极高是众所周知的。他赞誉白先勇为 “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并将他与鲁迅、张爱玲相提并论（见夏志清的“白先勇论（上）”）。他对先兄的这位高足极为欣赏。虽然后来因为白先勇的同学欧阳子写了系列的评《台北人》的文章，夏志清就没有再写“白先勇论（下）”，但他的那篇一万多字的“上篇”已经一言九鼎地奠定了白先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夏志清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扶持白先勇，也在他的教书职业生涯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白先勇在爱荷华大学拿到艺术硕士学位后不想继续攻博，而想边找工作边写作。他申请加州圣芭芭拉大学中文讲师的位置时，夏志清的推荐信起到了很大作用。我本人在美国大学教书二十一年，深知一个人在美国大学如果没有博士学位，一般很难从讲师再往上晋升。而白先勇仅凭他的文学创作和教学，一路晋级到圣芭芭拉大学的正教授。他每次评职称时，夏志清都会为他写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夏志清对白先勇创作成就的精准评价以及他在汉学界的地位，帮助白先勇渡过了不少难关。夏志清识才、惜才，并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给不少后辈作家带来祝福。白先勇只是他们中的一个。夏志清的古道热肠，让不少后辈作家、学人都很感念。这次白先勇在纽约，三天都与夏志清先生在一起，二人相见甚欢。笔者特意在宴会上为二人拍摄了一张比肩而坐的温馨照片。我后来写了一篇《“纽约客”—白先勇》发表在国内的《作家》杂志上，也用了这张照片。后来我把文章和照片用邮件发给了夏先生，夏先生很高兴。

欢迎白先勇的餐会真是非常愉快的一晚。那时已经86岁高龄的夏志清先生仍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我还有幸和夏先生、赵淑侠老师及“华美人文学会”的汪班老师有一张合影。但那是我见到夏志清先生的最后一面了。我后来因为工作忙，很少来参加纽约华文作协的活动。后来听说夏先生2009年因肺炎引发心脏病，虽然被抢救过来，但身体却大不如从前，也很少出门了。我2011年离开纽约去南卡州的科克大学教书，便更无缘见到夏先生。2013年底，夏先生过世的消息还是赵淑侠老师告诉我的。虽然以近93岁高龄离世算是喜丧，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难过。

时光飞逝，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夏志清先生逝世八周年了，今年也是夏先生诞辰100周年，特此撰写此文以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奇才。感谢他这位“伯乐”让世界文坛认识、了解了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这些优秀的中国作家，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原载《语言学世界》2021年12月29 日